后者则是在综合1949 年制定的各级人民政府的单行的组织法的基础上合并为一个地方人民委员会( 即地方人民政府) 组织法。

《周易》形成于殷周之际，据传为周公所作，本来是以八卦这一特殊结构形式编辑整理形成的占卜记录，但它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因而也包含有科学的思想因素。（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 [1]华炳啸：《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 [2]韩毓海：《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0021478/？type=rec#sep，2013年6月30日访问。

简言之，合就是要求合乎事物规律，合乎社会规范，合乎治理的目标，合乎人的发展需要。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而言，其硬核就是限政，民权保障、分权制衡、权力分享、契约政治、法治天下等五大关键元素是其内圈保护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代议制、地方自治、政党竞争制度、中间阶层、公民社会、军队宪政化等十大基本要素是其外圈保护带。特别需要提醒汪亭友先生注意的是，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统治者实际上更信奉权为先祖所赋，符合血酬定理）、权为礼所限（如定分止争就具有王权继承法的宪政意蕴。[4]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37页。

总之，在阴阳之道中包涵着阴阳共和的思想因子。在抽象的价值理念的一般意义上，宪政是指权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法则的规制的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城邦的最佳人口数量（公民数最多不超过万人）和土地面积大小（目力可及的范围）的讨论分析，[17]可以支持我的这一判断。

一是宪法中偏学理的问题，英文写作questions of consti-tutional law，准确但冗繁的中文表达可以是宪法性法律的法理问题，可简称为宪法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人打开《联邦党人文集》，不能急急忙忙翻到其中的第78篇（讨论的联邦司法机关），大谈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化或司法审查等，而必须先看清楚这本书的书名。《春秋》之言民族，不以种类为分别，而实以文野为分别，参见熊十力：《读经示要》，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380页。因此古代中国最核心的宪制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只有无数小型村落共同体，却没有大型社会共同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强大、辐射面极广的都市，没有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的大国政治架构，一个统一的有足够政治统治和动员力量因此才能捍卫自身抵抗游牧民族的国家。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做？让我们把这个抽象的制度重新语境化：雅典是古希腊最大城邦，居民三十万人，公民四万人，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要民主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城邦，麻烦就很大了。更何况如果接受古代中国有自己的宪制问题，只要这个骆驼鼻子进了帐篷，骆驼就也会进来，这就必然导致至少是有些国家有自己的宪制问题，因此就要求有不同的宪制措施应对。

[47]Bowers v. Hardwick， 487 U. S. 186（1986）。因此一定要避免通过修剪和包装来伪装成常态。这种生产方式差异的基本格局迫使古代中国必须处理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宪制问题。[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页。

因为在大量蓄奴的南方各州，白人既希望在众议员的名额分配黑奴算作人，则可以多分到些众议员名额，却又不愿意黑奴算做与自己同等的人，为此美国宪法特意采纳了臭名昭著的3/5条款，即在计算为分配众议员名额而计算人口总量时，不是公民因此没有选举权的黑奴还是按照3/5白人计算。在1529年到1536年间，亨利八世通过一系列议会法案推行宗教改革，把教会的巨额土地财产收归王室，英格兰国王有全权制定教规和任命主教，掌握了教会的最高司法权，因此，英国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并建立了由英国国家控制的、以英王为最高统治者的英国国教会。[59] 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认为古希腊城邦的宪制问题，重要的并非是由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治理的问题，而是统治者考虑的是全城邦的利益还是自身的利益。这个问题可以用儒家的治国来概括。

[51] 这样一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国家，为什么中国是独特的，并且一直是独特的。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是6000公民，这个数字大约是雅典公民（成年男性）的10%-15%，是雅典鼎盛期全部人口（约30万人）的2%陪审法庭由十个部落从三十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抽签选出并组成，每部落600人，共6000人（另一说法是各选500人，总数5000人）。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1页。联邦法官产生的条件是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

[17][占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56、357页。柏拉图先后在《理想国》和《政治家篇》中，亚里士多德则在其最重要的宪制著作《政治学》中，讨论了城邦宪制的分类和理想宪制或政体。[13]但我会在后面谈论，其实在古希腊务实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来，民主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莱库古创设的宪制所达到的—有效平衡了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兼顾了全城邦的利益。  四、《美国宪法》—创造完美的联邦 1787年《美国宪法》脱胎于也部分继承了英国的宪制传统，但它试图回应的宪制问题却是典型美国的，甚至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他认为，因为批准宪法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放弃了任何权利，什么都没有放弃，一切如常，因此也就无需有什么特别的保留。尽管今天中文常常这般翻译，但英文constitution（或德文Konstitution，法文Constitution，西班牙文constituci6n）并不全等于宪法文件，即宪章。

[9]有君主制，最终统治权在国王手中有贵族或少数人统治的，典型如斯巴达。也因为这个选举人制度，就可能发生，也确实有过，赢了全国大选总票数的总统候选人，却因选举人票不够而落选。

[37]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1，The Found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Mortimer J. Adler， and William Gorman， The American Testament， Praeger， 1975，P. 87 [39]大量美国史学研究都表明内战之争并非是否解放黑奴，而是如何保存联邦。而斯巴达能长期坚持贵族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分化不大，城邦有足够的凝聚力，其公民也才可能对城邦保持了足够的认同和信任。

换言之，更可能是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安排，斯巴达的政治治理才能良好运转起来。雅典城邦是从部落联合体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早期是4个部落，后来改组为10个部落。

而宪法与权利法案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这两位本身都没有后代可依据1689年的《权利法案》继承王位，更重要的是，有权因此可能继位的斯图加特家族的几乎所有其他成员都是天主教徒。从中看到的是—经由后世学者的概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宪制的关心是理想的宪制或政体问题。2011年英联邦各国首脑一致同意修改《王位继承法》，废除英国君主不得与天主教徒结婚的禁令。

而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有理由在此讨论古代中国宪制问题，以及此后讨论古代中国的宪制。第一，如何令遍布中国大地，无论北方南方的每个农耕村落的人们有效合作，形成内部的秩序并得以长期维系。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贵族们不废除王权，或退一步，另立国王甚或贵族中的某人取而代之，而他们当年是完全有能力这么做的。第一，在美国的宪法司法中，中国法律人最为看重的那些案件，无论是言论自由或其他相关的自由权、还是同等保护或是正当程序，在1787年《宪法》中都没有任何文本根据，其宪法渊源都是此后的宪法修正案，主要是《权利法案》和第14和15修正案。

只因为美国的宪法实践，尽管是不流血的战争，无法解决南方各州主张的自主退出联邦的权利，最后只能用流血的政治来重构（reconstitute）这个当年期望的完美的联邦。必须以众多有关事实的陈述来支持古代中国宪制问题的特殊性，最终却还得由读者自己判断，能否接受这些陈述隐含或趋向的那个结论。

只有国家已发生，制度已确定，才可能出现今天的宪法学者关注的宪法问题。否则就会不断出现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现象。[58]一国可以以某些制度措施应对其宪制问题，却很难将之完全化解和解决。因此《权利法案》最终会导致只保护《权利法案》中枚举的权利。

英格兰是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大国，这就令其宪制问题与古希腊城邦的宪制问题显著不同。居民一多，居民就会发现周围陌生人多了，而陌生人之间一定会缺乏信任感，不容易发生共同的归宿感或共同体感。

[33]《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 [34][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10篇。不能仅仅为了赞美近代的民主政治和宪制，就一定将它们捆绑为夫妻。

[26]John Cannon， and Ralph Griffiths，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47-448. [27]《美国宪章》序言。[3]早先就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这点，为避免将一国的基本制度法条化或文本化，因此将constitution译为政制、宪制甚或政体，甚至模糊地译为宪。